能被测量的一生

目录

  1. 1. 序 · 一间没有用处的房间
  2. 2. 一 · 度量进入身体
  3. 3. 二 · 清单的解剖
  4. 4. 三 · 五种惯性
  5. 5. 四 · 串联
  6. 6. 五 · 饱和
  7. 7. 六 · 绩效的反噬
  8. 8. 七 · 一条等式的错误
  9. 9. 八 · 两个坑
  10. 10. 九 · 复利的两副面孔
  11. 11. 十一 · 比较的代价
  12. 12. 十二 · 记录与遗忘
  13. 13. 十 · 账外
  14. 14. 结语 · 屏幕是今天的客厅

序 · 一间没有用处的房间

在《制造消费者》里,安东尼·加卢佐讲过一个细节。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个阶层,不看他的收入,看他的房子。有独立厨房的比只有炉灶的高级,有餐厅的又高一档,能够再分出一间客厅的,几乎就站在了上层。一八八六年,阿尔伯特·巴博写过一段今天读起来相当冷酷的话,他说如今我们可以根据家里房间的数量来把人分类,住在连灶台都没有的单间里的是穷人,有做饭设施的大致是工人,有独立厨房的说明宽裕,再有餐厅就更高一级,若还有客厅,阶级地位便又上一层。

这段话暴露了一种结构。阶层本来是一种看不见的关系,但它需要一个可以被外部核对的形式,才能在日常里起作用。房间的数量恰好提供了这个形式,它清清楚楚,可以数,可以比,可以在招待会上被来客当场评估。客厅在这个体系里是最后一块拼图,因为客厅没有实用功能,它唯一的用途就是被人看见。

法国学者黎欧拉·奥斯兰德分析过巴黎一户人家的摆设,说餐厅里摆着巨大的文艺复兴式餐边柜,角落里还有一架钢琴,而隔壁小屋放的是铁架床和仿路易十五的床头柜,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住所的标志。在真正的上层人家,饭厅里不该有钢琴,铁架床只有仆人才用。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摆设有品味高低,而是说摆设是一种语法,懂的人一眼就能读出主人的位置。摆错的人并非不努力,他只是没有掌握那套语法的细节。

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可以带走的结论:身份需要一种可被核对的形式,而这种形式通常表现为数字或可数的物件。 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,也不是十九世纪的专利。任何需要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场合,都会自发地生产出这种形式。它是一种翻译,把说不清的东西翻译成看得见的东西,代价是翻译过程中一定会丢掉一部分原文。

一 · 度量进入身体

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,是可核对的对象换了位置。从前它刻在房子上,后来刻在身体上。

这个转向不是突然发生的。加卢佐在书里描述了十九世纪中叶百货商店的兴起,商店第一次把大量商品集中陈列,配上玻璃橱窗、煤气灯、明码标价,商品从仓库里的存货变成了展品。这个变化训练了人的一种新目光:看东西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估价、比较、判断成色。同一种目光很快从橱窗移到人身上。

到二十世纪后半段,工具也跟着进了家庭。镜子本来只是梳妆用具,体重秤本来是药房里的器械,卡路里本来是生理学的单位,这三样东西在几十年里陆续变成了日常用品。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提供反馈,而且反馈是数字化的。一个人早上站上秤,得到一个数;晚上看一眼手环,得到一个分数;周日手机推送一份屏幕使用时间报告,得到一个总时长。这些数字彼此不相关,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评价场。

二〇〇七年,加里·沃尔夫和凯文·凯利在《连线》杂志上提出量化自我这个概念,主张用数据记录自己的身体、情绪、睡眠、饮食,从中发现规律。这个主张在当时带有很强的探索色彩,参与者多半是工程师和极客。十几年之后,它变成了默认设置,手环出厂就带睡眠评分,手机系统自带使用时长统计,社交平台把点赞数、阅读数、完播率摆在创作者面前。

图一 度量如何一路走进私人生活。年代为代表性事件,不构成完整编年史。

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转折。十九世纪的度量是给他者看的,客厅要招待客人,餐边柜要被人评价;二十世纪之后的度量越来越多是给自己看的,秤上的数字、手环的分数、屏幕使用时长,没有第三方在场也会被记录。这意味着评价的内化,人不再需要一个真实的客厅,就能完成那场招待会。

内化的好处是反馈变快了,坏处是它无处可逃。房子可以关上门,身体和手机不能。

二 · 清单的解剖

度量一旦变得廉价,清单就必然出现。今天最常见的一种生活建议长这样,四项,外形,身材,说话的方式,再加一个能省时间的工具。它有效,照做的人在陌生场合的处境确实会变好。

但它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,很多人做完之后并不高兴。

通常的解释是做得不够,于是加练、加钱、加时间。这个解释有时成立,但如果加到某个程度仍然不高兴,就要考虑另一种可能,问题不在量,在结构。把四项摊开来逐一检查,会看到它们的计价单位根本不同。

外形的时间尺度是三秒。威利斯和托多罗夫在两千零六年的实验里发现,给人看一百毫秒的脸,被试形成的印象与看几秒形成的印象高度一致,延长观察时间主要增加的是判断者的信心,而不是准确度。身材的尺度稍长,大约三十秒,它决定一个人在站着不说话时给人的感觉是紧还是松。说话方式的尺度是三分钟,这期间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两个人争夺话题的支配权。学一门新手艺的尺度是月,收益几乎全部锁在一个窗口里。早期投入的尺度是十几年,它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而放大。还有一项几乎没人写进清单,一次没睡好,它的尺度是一天。

把这几项画在同一条对数坐标上,跨度会显得相当荒谬。

图二 五项在时间轴上的位置。跨度约九个数量级。

从三秒到十几年,中间隔着大约九个数量级。九个数量级是什么概念,如果一秒对应一厘米,那么十几年对应的是从桌面到街区的距离。它们不在一个可以互相换算的世界里。

清单这种形式有一个默认前提,它假定所有条目可以按重要性排成一条线。这个前提在项目管理里成立,因为项目里的任务共享同一个时间单位,都以天或周计。一旦条目分属不同的时间维度,排序就会失效,因为重要性是相对于时间尺度才有意义的。三秒那一关做得再好,也无法弥补三分钟那一关的缺席,反过来也一样。

所以清单的问题不是内容错,是维度错。它把一个多尺度问题压缩成了一个单尺度排序问题,压缩的过程中必然要丢东西,而丢掉的恰好是最关键的那部分关系。

三 · 五种惯性

如果说第二节讲的是尺度,这一节讲的是形状。尺度决定排序,形状决定维护方式。

任何随时间变化的量,都可以用一条曲线描述。把前面提到的几项写成曲线,它们的形状差异比尺度差异更本质。

技能像正弦。备考的时候上去,考完下来,隔一年再捡起来,从原来的位置起步。它有两个参数,振幅是最远能到哪,相位是现在处在周期的什么位置。同样是七分,刚考完和临考前是两种状态,因为相位不同。

外形像衰减振荡。不维护就往下掉,掉得慢,所以最容易被忽略。慢到什么程度,慢到你以为不用管,等你发现的时候两年过去了。这类量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下降,在下降的斜率足够平缓,让人误以为它是静止的。

新手艺像矩形。窗口之内有效,窗口之外归零。矩形函数就是这么定义的。一个人在某个领域里持续投入三年,一旦停止,在只看当下的评价体系里,他的价值会迅速回落到零,因为他持有的是一张过期的通行证。

早期投入像积分。这一项后面会单独用一节讲,因为它最容易被误读成理财。

一次没睡好像脉冲。宽度为零,面积有限,改不了长期曲线,但会改当天。缺觉的第二天,注意力和脾气都会明显变化,第三四天基本恢复。这类事件的重要之处在于,它几乎不影响长期趋势,却足以让一个人在关键的三秒、三十秒里表现得完全不像平时的自己。

图三 五种时间形状。六格共享纵轴,横轴为时间。

形状不同,维护方式就不同。正弦需要定期回到起点,衰减振荡需要持续的小额投入,矩形需要提前判断窗口,积分只需要早,脉冲需要管理触发条件。四种维护方式彼此不可替代,这就是为什么照着清单做的人常常感到很累,因为他在用同一种方式应付四种不同的东西。

四 · 串联

这几项之间还有一层关系,比形状更硬,那就是串联。

串联的意思是,前一关没有通过,后面的关卡并不是表现差一点,而是根本没有上场机会。现实中的互动几乎都是这样运作的,一个人没有在三秒内被识别为可交流的对象,后面的三十分钟就没有发生的机会。

可靠性理论对这件事有一个极简的结论。串联系统的可靠度等于各环节可靠度之积,因此整体被最弱的一环压住。这个结论最早用于工程,但它的适用范围远不止机械。

图四 三段串联,整体逐项相乘。数值为示例。

把最弱一项从零点五五提高到零点七五,整体能涨三成六;把最强一项从零点七提高到零点九,整体只涨两成八。后者改进的幅度更大,收益却更小,因为它不是瓶颈。这个算术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努力没有效果,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并不特别用力,处境却持续变好,因为他恰好把力气放在了最弱的一环。

第一关还有一个残酷的特点,它几乎无法用努力补救,却可以用准备替代。一百毫秒之内形成的判断不受意志控制,没有人能在那一瞬间决定自己给人什么印象;但出门前的镜子、干净的衣领、空出来的手、第一个表情是看见而不是讨好,这些准备不需要意志力,只需要习惯。

三十秒那一关的性质又不同,它考的是稳定。坐着的时候不急,说话之前有一个停顿,允许空气安静三秒。这些行为不需要天赋,需要的是对沉默的耐受。多数人在这一关失败,不是因为紧张,而是因为不能忍受安静,于是抢话,于是把主动权交出去。

三分钟那一关才是技巧真正起作用的地方,但它能起的作用有一个上限,它只能在前面两关已经通过的前提下,把结果从及格提高到良好,不能把不及格拉到及格。

串联结构因此有一个反直觉的推论,在错误的关卡上努力,等于不努力。

五 · 饱和

即使把顺序排对,仍然会遇到第二个限制,那就是饱和。

任何按相对位置计量的东西,加总都是固定的。一个人上升,另一个人就相对下降;所有人一起上升,等于都没有上升。经济学把这类东西称为位置性商品,弗雷德·赫希在一九七六年的《增长的社会限制》里讨论过它的后果。位置性商品的问题不在于努力没有用,而在于努力的边际收益会耗尽,因为它的天花板不由自己决定。

图五 相对份额随投入饱和。分母一动,整片回落。

这张图上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,曲面的天花板不是平的,而是先陡后平。这意味着在低投入区,加减一点投入效果明显;进入高投入区之后,同样的投入几乎看不出变化。多数人的挫败感来自这个区段,他明明比过去更努力,却感觉不到进步,因为他已经贴在天花板上了。

饱和还有一个社会层面的后果。当所有人都提高同一项时,这项的绝对水平会上升,相对分布不变,于是所有人付出的成本都变成了沉没成本。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些领域的标准会持续通胀,学历、身高、作品数量、回复速度,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更用力,位置却没什么变化。

把串联和饱和放在一起,可以得出一个不太愉快但很清楚的结论。清单式努力的上限,是由两个外生条件共同决定的,一个是自己最弱的那一环,一个是这个环在人群中的相对位置。前者可以修,后者不能。

六 · 绩效的反噬

讲到这里,需要引入一个更早的发现,它解释了为什么清单一旦被制定出来,就会自己长成考核表。

一九五六年,V. F. 里奇韦在《行政科学季刊》上发表过一篇短文,讨论绩效测量的反功能后果。他的观察很朴素,一旦某个指标被用来考核,被考核的人就会调整行为去迎合这个指标,而那些没有被计入的行为会系统性地退化。他举的例子是工厂,工人为了提高单位产出,会牺牲质量、安全和协作,因为这些不在指标里。

这条结论后来被反复证实,也被反复遗忘。任何组织都能举出类似的例子,客服追求接通率就急着挂电话,医生追求门诊量就压缩问诊时间,研发追求代码行数就写出冗长的实现。指标并没有错,错的是它被当成了目标的替身。

组织与个人之间是同构的。一个人给自己设的指标越多,那些没有指标的部分就越容易萎缩。钟表可以记录工作时长,不能记录这段时间是否有意义;手环可以记录睡眠时长,不能记录睡眠是否安稳;社交平台可以记录互动次数,不能记录这段关系是否让人放松。于是被记录的部分越来越精细,未被记录的部分越来越稀薄。

更麻烦的是,这种萎缩是无声的。它不会报警,不会出现在任何报表上,等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一件无用的事,通常已经过了好几年。

七 · 一条等式的错误

清单式的生活走到尽头,会撞上一句话。这句话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很广,大意是当所有版本答案归零的时候,内心幸福才会收敛。

它听起来很深刻,我也一度觉得它有道理。但它作为命题是站不住的,只要拆开看就会暴露矛盾。

第一步,清单上的每一项都是正向的投入产出,所以总和随项目增加而单调不减。第二步,这个总和有上限,它会收敛到一个固定的数。第三步,如果把幸福定义成这个数,那么幸福就是一个固定的量,永远不会超过自己。

而同一批话里通常还包含另一句,幸福大于清单之和。这两句不能同时成立。

它真正证明的是相反的东西,把幸福放进这个级数,这件事本身不成立。它是一个归谬,不是一个恒等式。

图六 沿可测的那一轴,高度几乎不变;沿另一轴才上升。

剩下的路只有两条。第一条,承认幸福就是这些可测量的总和,接受它的上限,把日子过成一条稳步上升的曲线。这条路并不坏,很多人在上面过得很好,不应该被轻视。第二条,承认有一部分不在级数之内,它不参与排序,不进指标,也无法核算。

麻烦只出现在第三种情况,一个人一边按第一条路记账,一边期待第二条路的结果。这时候痛苦不是来自努力不足,而是来自两套账本混用。

八 · 两个坑

除了上面这些静态性质,还有一层动态性质,它解释了为什么一次挫折有时能影响很久。

可测的部分有正反馈。赢过一次的人,下一次赢的概率更高;输过一次的人更低。杜加特金在一九九七年讨论过这类效应在支配等级形成中的作用,梅斯特顿-吉本斯在一九九九年给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。在重复出现的场合里,正反馈会形成两个稳定的区域,人要么稳定在高位,要么稳定在低位,中间地带不稳定。

图七 两个稳定的区域,中间那道坎不稳定。圆点为模拟样本。

这张图画成三维不是装饰。一维曲线看不出下滑是各向异性的,沿场景那一轴几乎没有梯度,沿位置那一轴很陡。这意味着位移通常发生在同一个场景里反复累积,而不是换个场景就重来。这也是换城市、换工作常常解决不了这类问题的原因,场景换了,梯度没有换。

被冷落之后那句我大概不行,不需要任何证据。它只把人从坎上推下去,此后每次遭遇都在为那个坑补充样本,于是判决显得越来越有依据。那是稳态的性质,不是证据的性质。

九 · 复利的两副面孔

积分这一项被误读得最厉害,通常被当成理财。

复利的第一副面孔是钱。每月定投,早期的钱比晚期的钱重,因为早期的钱有更长的时间去生息。这一面的好处是可以精确计算,任何人都能拉一张表,看到三十年后差多少。

复利的第二副面孔是早期经历,而这一面通常不被计入。一个人在童年形成的说话方式、面对冲突时的第一反应、遇到陌生人的默认姿态,都是很早期的投入,之后每遇到一次类似场合就被调用一次。调用的次数越多,它越稳固,越难改。这跟复利的数学结构完全一致,本金出现得越早,被复利的次数越多。

默顿在一九六八年那篇文章里把这种现象称为累积优势,他用科学界的例子说明,早获得承认的研究者会得到更多资源,从而更容易再次获得承认。这个机制后来被概括成一句话,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

如果早期经历也有复利,那么就出现一个不对称。钱可以定投,记忆不能定投;钱可以随时追加,三岁时发生的事无法补。一个人越晚意识到这件事,可补的部分越少。这才是积分这一项真正残酷的地方,而它跟收益率无关。

同样不对称的还有关系。一段关系早期的相处模式,会被反复调用,形成预期,预期又会影响行为,行为再确认预期。这个过程在心理学里有很多名字,但它的数学形状就是一个正反馈的积分。它积累得慢,改起来更慢。

所以当清单只把这一项写成理财时,它漏掉的不是一点点。它漏掉的是复利在人生里最主要的那部分作用,只留下了最容易计算的那一小块。可测性再一次充当了筛选器,把钱留下,把记忆筛掉。

十一 · 比较的代价

上一节讲的是积累,这一节讲的是比较,两者是可测量世界的两个侧面。

任何测量都要有参照。一个人不可能单独知道自己跑得快不快,他需要另一条跑道。社会心理学里这条规律被讨论得最早,一九五四年费斯廷格提出社会比较理论,核心意思是,当客观标准缺失时,人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能力与观点。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像常识,因为它已经渗进了所有产品设计。点赞数是标准,粉丝数是标准,工资条是标准,连跑步配速都有好友榜。

问题在于,比较一旦成为习惯,人就会失去对绝对量的感知。跑五公里本来是一件完整的事,但在一张排行榜上,它变成了名次。做一顿饭本来是一件完整的事,但在一张照片里,它变成了构图分。事情在完成的那一刻就被换算成名次,而名次只相对于别人存在。

费斯廷格本人还注意到一个方向性,人倾向于与自己相近的人比较,而不是与差距极大的人比较。这条在今天被算法彻底改写了,推荐系统会把与你最相似、但略高一点的人推到你面前,一天推几十次。这等于把比较的参照系交了出去,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和谁比,只知道永远差一点。

差一点这个感觉非常稳定,因为它不是由差距决定的,是由差距的可见性决定的。差距一直存在,从前看不见,现在被精准投喂。

十二 · 记录与遗忘

还有一层代价,跟记忆有关。

二〇一一年,斯派罗、刘和韦格纳在《科学》上发表过一项研究,他们发现当人确信某条信息可以随时在网上查到,他对这条信息本身的记忆会变差,但对去哪里找它的记忆会变好。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谷歌效应。它的意义不在于互联网让人变笨,而在于它说明记忆是一种会对外部条件作出反应的策略。

把这条结论推进一步,可以得到一个不太舒服的推论。记录越完备,记忆越懒。所有照片都存在相册里,于是没人记得那次旅行具体是哪一天;所有对话都存在聊天记录里,于是没人记得那句话是在什么语气下说出来的;所有成绩都存在报表里,于是没人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在意那个数字。

这跟第七节的判断是同构的。清单把可测的部分固化下来,固化的代价是那部分不必再被记住,于是注意力转向别处,而别处往往是下一项指标。

真正麻烦的地方在于,记忆本身是那份不可测清单的载体。一个人记住的从来不是分数,而是分数出现那天的天气、谁在旁边、自己当时穿什么。这些细节没有任何记录系统会保存,它们只存在于人的脑子里,而脑子正在被外部存储驯化得越来越省事。

十 · 账外

到这里可以回答一个问题,不可测的那部分到底是什么。

它是前文那个归谬的直接后果,只要承认式子不成立,就得承认存在一个不参与排序的分量。它没有衰减率,没有窗口,不能积分,也不服从乘法,因此任何清单都无法收录它,任何评分体系也不会为它加分。

它更接近一些具体的时刻。一个下午什么也没有做,坐在楼下四十分钟,记得楼道的味道和谁家电视的声音。那天账是空的。空账不产生数字,所以它不会被记录,不会被比较,也不会出现在任何人的招待会上。

这类时刻有一个共同点,它们在被记录的那一刻就变了性质。一个人一旦开始计算今天有没有获得意义,意义就退场,剩下的是关于意义的考核。这与第六节讲的反噬是同一件事,只不过发生在更私密的层面。

结语 · 屏幕是今天的客厅

回到开头那间客厅。它之所以能充当身份的证据,是因为它可以被数,可以被比较,可以在客人面前被评估。今天的客厅是手机屏幕,时间线是新的招待会,点赞数、阅读量、关注者增长曲线,都是可以被当场评估的陈列。

区别在于,从前的人只需要在招待会上表演,现在这台招待会每天开二十四小时,而且观众和被展示者是同一个人。

这里没有建议可给,建议本身就是清单。我只留下一个观察,凡是能被测量的东西都会进入清单,凡是进入清单的东西都会变形,而人真正想要的部分,通常既不在清单上,也不在变形的那一侧。

巴博说,我们可以根据房间的数量来把人分类。一百四十年过去,房间的数量换成了指标的数量,而分类这件事一直没有停。


延伸阅读

  • 安东尼·加卢佐《制造消费者》,关于资产阶级物质文化、客厅与百货商店的章节。
  • Ridgway, V. F. (1956). 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.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, 1(2), 240–247.
  • Merton, R. K. (1968).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. Science, 159(3810), 56–63.
  • Willis, J., & Todorov, A. (2006). First impressions. Psychological Science, 17(7), 592–598.
  • Ambady, N., & Rosenthal, R. (1992). Thin slices of expressive behavior. Psychological Bulletin, 111(2), 256–274.
  • Barlow, R. E., & Proschan, F. (1975). Statistical Theory of Reliability and Life Testing.
  • Hirsch, F. (1976). Social Limits to Growth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  • Festinger, L. (1954).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. Human Relations, 7(2), 117–140.
  • Sparrow, B., Liu, J., & Wegner, D. M. (2011). Google effects on memory. Science, 333(6043), 776–778.
  • Dugatkin, L. A. (1997). Winner and loser effects. Behavioral Ecology, 8(6), 583–587.
  • Mesterton-Gibbons, M. (1999). On the evolution of pure winner and loser effects.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, 61(6), 1151–1186.

图一到图七的曲线与曲面按文中函数绘制,参数为示意,圆点为模拟样本,不对应实测数据。